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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�ス菇�民族国家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追求。所谓的民族国家，指世界进入近代以来，某一民族为了追求民族自决和自治而构建的政治实体。严格意义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没有的，民族国家通常是由某一主要民族组成或几个主要民族联合组成，并得到该国所有民族共同承认的政治实体。因此，民族国家就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：第一，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，或者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；第二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关系。严复也是从进化论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的。��
　　众所周知，严复很少谈到汉族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，也反对所谓的排满革命，原因有四：
    第一，严复进化论的生存竞争，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竞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，他指出白人“洎乎二百年来，民智益开，教化大进，奋其智勇，经略全球。红人、黑人、棕色人与之相遇，始则与之角逐，继则为之奴虏，终则归于泯灭”，从人种的角度看，“今之满、蒙、汉人，皆黄种人也。檀君旧国，箕子所封；冒顿之先，降由夏后，客何疑乎？故中国邃古以还，乃一种之所君，实未尝沦于非类”。因此，从中国保种的角度来说，强调汉民族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。
    第二，严复指出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，包括那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少数民族，“其不渐靡而与汉物化者寡也”。即他们基本上被汉化了，从文化上看，他们最终与汉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。根据严复的进化论，中国的生存危机，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，或者说，中国文化的落后，实际就是汉族文化的落后。因此，扬汉排满等所谓的汉民族主义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生存危机的问题。
    第三，严复特别强调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：“盖种族与国，绝然两事。世尽有种族虽同，不必同国。如今日之台湾人，南洋各国之洋籍，甚至日本、法、美之中，常有与吾同种族，而不以为同国者。又有同国矣，而不同种族，则如往者之朝鲜、琉球，今日之满、蒙人，皆与之异种，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。”他又指出：“《拿破仑法典》曰，生于法土者为法人。即今日华工之子，生于美者，皆为美民，权利义务，与土人无异。”这里的种族就是指民族。非常明显，从国家竞争与现代国家概念出发，严复关注的是某一人是否属于某一国民的身份，而不是他从历史所获得的民族身份。
    第四，严复指出，排满运动者“请不必为满人道地，而但为所欲与复之汉族道地足矣。充汹汹者之所为，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。合众民主定局之后，不知何以处辽沈，何以处蒙古、准噶尔、新疆、卫藏，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。在他人方引而亲之，视为同种，故果遂前画，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。他日者，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，取其民而训练之，以为南抗之颜行；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，吾恐四万万同胞，卅年以往，食且不能下咽耳。”简言之，从逻辑上说，激进的汉民族主义者的行为非常可能引起国家的分裂和内乱。这必然大大不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，不利于汉民族自身的发展。因此，严复说：“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？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。”可见，严复明确反对那种狭窄的、排外的、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的主张。��
　　如果说严复对民族国家的民族特性谈得较少的话，他对民族国家中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却特别关注。简单地说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，就是个体对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认知，以及相应的对国家公共事务的态度。严复从中西方的生存竞争开始探讨这一问题：“盖自秦以降，为治虽有宽苛之异，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。虽有原省，原省此奴虏而已矣，虽有燠咻，燠咻此奴虏而已矣。夫上既以奴虏待民，而民亦以奴虏自待。夫奴虏之于主人，特形劫势禁，无可如何已耳，非心悦诚服，有爱于其国与主，而共保持之也。故使形势可恃，国法尚行，则齅靴嫠面，胡天胡帝，扬其上于至高，抑其己于至卑，皆劝为之；一旦形势既去，法所不行，则独知有利而已矣，共起而挻之，又其所也，复何怪乎！……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，而赴公战如私仇者，则亦有道矣。法令始于下院，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，而非率上之制也；宰相以下，皆由一国所推择。是官者，民之所设以釐百工，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，抚我虐我，皆非所论者矣。出赋以庀工，无异自营其田宅；趋死以杀敌，无异自卫其室家。”“夫如是则西洋之民，其尊且贵也，过于王侯将相，而我中国之民，其卑且贱，皆奴产子也。设有战斗之事，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，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。夫驱奴虏以斗贵人，固何所往而不败？”简言之，西强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国民对国家认同程度方面：在中国，民众无民权，民众与君主之间是奴虏与主人的关系，因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，甚至有某种被迫认同的成分；而在西方，民众有民权，民众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，因而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非常高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实际是二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国家。那么，导致这两种国家的根本差异的民权又来自于什么呢？严复指出：“夫自由一言，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，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，彼西人之言曰：唯天生民，各具赋畀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。故人人各得自由，国国各得自由，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。侵人自由者，斯为逆天理，贼人道。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，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。故侵人自由，虽国君不能，而其刑禁章条，要皆为此设耳。”“故言自由，则不可以不明平等，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；合自主之权，于以治一群之事者，谓之民主。”“西人之言政也，以其柄为本属诸民，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，民予之也。”简言之，民权来自于自由的观念和民主的原则，并决定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，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。建立在民权基础之上政府实际上就是立宪政府，严复指出其实质是：“立宪者，立法也，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。何者？如是之法，即未立宪，固已有之。立宪者，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。其无此者，皆无所谓立宪。”“今世欧洲之立宪，宪非其君之所立也，其民既立之，或君与民共立之，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。夫以民而与于宪，则宪之未立，其权必先立也。”又说：“有民权之用，故法之既立，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。使法立矣，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，是则专制之尤者耳。”正因为如此，西方国家的民众才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，他们才真心地拥护国家的行为。可以说，严复以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的线索，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宪政主张介绍来中国，或者说，严复认为，中国只有构建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宪政国家，才能真正解决国民对国家的认同问题，才能真正以解除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。��
　　虽然严复强调个人的自由在现在国家中的意义，但他又认为，由于中国生存危机的严重性，“特观吾国今处之形，则小己自由，尚非所急，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，求有立于天地之间，斯真刻不容缓之事。故所急者，乃国群自由，非小己自由也。求国群之自由，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。欲合群策群力，又非人人爱国，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。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，因以生其爱国之心”。也就是说，要增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，除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，还必须要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感。因此，他在遗嘱中对后人说：“事遇群己对待之时，须念己轻群众。”但是，严复仅将此作为一种道德原则，则不是作用一种政治原则，“夫谓爱国之民，宁毁家以纾难，不惜身膏草野，以求其国之安全。此其说是也。然是说也，出于爱国者之发心，以之自任，则为许国之忠，而为吾后人所敬爱顶礼，至于无穷。独至主治当国之人，谓以谋一国之安全，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，则为违天蔑理之言。此言一兴，将假民贼以利资，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。”可以说，严复认为，民众对国家的认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：第一，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，国家对民权的承认和对民众利益的保护；第二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，民众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。虽然从具体内容上说，这两方面内容有冲突之处，但严复对这两方面内容的性质却是作了严格区分的。
　综上所述，根据进化论，严复从现代国家理念出发，以一种现代眼光看待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，强调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存，并提出了建构现代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的主张。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，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旧“三民主义”，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者对现代国家的另一种理论探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