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善——价值意识内在于自觉心
（一）  所谓“性”，在孟子指自觉心之特性讲。

“性”字在古文中与“生”字为同一字，所以人们常常以为，所谓“性”即指生而具有。告子即主张“生谓之性”。

《告子》上： 告子曰：“生谓之性。”孟子曰：“生谓之性，犹白之谓白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白诩之白犹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？”

告子认为“生谓之性”，即天生的本来状态叫做“性”。而孟子则认为“生”与“性”不同，犬之性与牛之性不同，牛之性与人之性不同。孟子所谓的人之性，是指“人之所以与其他存在不同之性”[1],即人之为人的本性。因此孟子所谓的“性善”，亦是抛开形躯我，抛开一切感官经验，专指其内在自觉心。

在《离娄下》中，孟子也指出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

人与禽兽的区别本就很稀少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人性。这种人之性是人发自内心的本性，不是由外物驱使的。舜能明了事物的道理，又能懂得人际关系的实质，这是由他内心保存的仁义决定的，是由其内心本性的善去做出他的行为，而并非是由外力迫使勉强去行仁义，不是被动的按社会规范或约定俗成的规则去做事。“由仁义行”才是孟子所说的“性善”，而“非行仁义”。

（二）所谓“性善”之“善”，乃指“性之‘实’含有实现价值之能力”[2]。

故孟子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劳思光认为“情”训为“实”，其“情”即为真性情，是指一种天生的素质，正如善是人之天性如此，是天生存在于人内在自觉心之中的。人之“性善”即指人之本性为善。这种“善”在劳思光看来，是一种实现价值之能力，是指人的一种潜在能力，实现人的价值意识的能力，“性善”即指这种能力内在于性之实质中。这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有一定相关性，但也有本质区别。其相似性在于，德性和善都是一种美德。德性即美德，是人内在的心灵原则。在苏格拉底看来，德性人之为人的品格，是一种过得好生活和做善事的艺术，是让人过上好的生活的最高记忆。而孟子所谓的“性善”之“善”也是一种美德，也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特性，德性就是最高的善。但是两者本质上又是不同的。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，这种德性是理性层面上的，并不是价值意识范畴。而孟子所说的“性善”之“善”是指价值自觉，是属于价值意识方面，是应然问题，也即应该不应该的问题，而非实然问题。

（三）所谓“性善”，即价值意识内在于自觉心。

孟子在驳告子中更加阐明了“性善”这一观点。

《告子》上：公都子曰：“告子曰，‘性无善无不善也。’或曰，‘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；是故文武兴，则民好善；幽厉兴，则民好暴。’或曰，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；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；以瞽瞍为父而有舜……今曰：‘性善’，然则彼皆非与？”孟子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罪也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也。恭敬之心，礼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；我固有之也；弗思耳矣。故曰：‘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’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。”

对于当时流行的三种观点，一是告子认为的“性无善无不善”，二是有人主张的“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”。三是某无名氏的“有性善，有性不善”论。孟子则从人之本性出发，言人之“性善”。

孟子认为行善是人天生的倾向，不为善也不是人天性的过错。即“若按照人天生的特殊资质、情状去做，自可以为善，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善，而有人在事实上不为善，不能归罪于所禀赋的质性上。”[3]即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的，是先验的，超越经验层面的，是人之为人或者说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本质。对此孟子用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进一步论述善存于人的本性之中。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美德，不是由外面虚饰而成的，是我本来就有的，只是没有领悟到而已。在《公孙丑篇》中，孟子对仁义礼智给出了更详尽的阐述。

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： 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……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，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。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。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此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……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， 苟能充之，  足以保四海，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